美财长:通过双边途径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已失败(zt)
2010-10-9 7:05:55 阅读120 评论0 92010/10 Oct9
2010-10-08 13:12:48 东北网 【大 中 小】 < -SSE COMENTSTART SSE->查看评论 < -SSE COMENTEND SSE->
环球网记者仲伟东报道，美国财长盖特纳10月7日表示，过去美国争取通过双边努力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尝试已经失败，现在美国将改变策略，加强多边努力，敦促中国加快汇率政策调整的速度。对此，美国业界的反应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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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7日的报道称，盖特纳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时候语气跟以往明显不同。他称汇率问题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中心和现实的挑战”。盖特纳在讲话中坦率地承认，通过双边外交方式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努力失败，并声称美国将加大多边努力，寻求通过多边途径继续推动汇率问题的解决。
盖特纳表示，计划在这个月举行20国集团财长会议将会讨论汇率问题。盖特纳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如果它不能够对中国汇率问题采取更为有效的立场，就有可能失去美国在一系列议题上对该组织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策略的转变在美国业界引起不同的反应。美国公平货币联盟认为，外交途径早就失败了，改换策略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持不同的看法。该委员会的副总裁恩尼斯女士说，双边方式虽然没有取得美国希望的那样大的进展，但还是有一定的进展。人民币在2005年到2008之间升值20%。遗憾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因此而下降，反而继续上涨。
恩尼斯对多边途径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她说：“多边途径进展之慢实在是匪夷所思，很难通过多边途径达到短期目标”，“通过立法等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就业产生什么影响。”恩尼斯的看法是，多边也好，双边也好，只是策略问题。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应当关注的是敦促人民币升值是不是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降低贸易赤字和增加就业。
恩尼斯担心，在汇率问题上，美国行动过激可能会导致美中之间，甚至是更大范围的贸易战。这在美国经济复苏依然举步维艰的时候可是太具有杀伤力了。
王二送外卖和人民币升值的输家（转载）
2010-9-28 18:14:04 阅读117 评论0 282010/09 Sept28
王二送外卖和人民币升值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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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凯
王
二是个送外卖的。由于味道好、卫生和价格便宜，王二的外卖生意越做越好。市中心写字楼里的很多公司，都成批成批从王二那里订餐。这些公司看起来财大气粗，订餐的量又大，王二也特别愿意做这种生意。比起站在街边做零售生意，这样卖盒饭赚钱的速度快多了。虽然有很多同行不太喜欢王二，觉得王二抢了他们的饭碗，单王二自顾自赚钱，也管不着别人的闲言碎语。
后来经济不太好，写字楼里的那些公司日子都不太好过，一些过去趾高气扬的白领金领什么的，已经走人回家了。只是饭还是要吃的。刚开始，王二送外卖的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一点，但并没有受太多的影响。不久，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控制成本，王二的外卖因为有价格上的竞争力，生意反而反超过去。
有一天，一家名叫山姆公司的财务经理突然打电话来，请王二过去谈一谈。王二去了之后，双方寒暄了一番，对方就直入主题：公司现在业务不好，成本又过大，其中一大块就是花在餐费上的，而王二拿走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作为解决方案，山姆公司要求王二提高外卖的价格。
王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你不是觉得餐费太高吗？让我提价，你难道不会花得更多？
对方笑着说：恰恰相反。你提价会有几个作用。首先，我们公司的员工会因为价格变贵就少吃，这样就能节约一些费用（王二心想：你们公司那些脑满肠肥的家伙能少吃？鬼才相信）；其次，我们的一些员工会因为公司的盒饭价格太高，从而转为自带午饭，这样又能节约不少钱（王二心想：你们公司那些娇生惯养的家伙能自己带饭？鬼才相信）；最后，盒饭价格高了，你的公司不用像过去那么忙，一样还能继续挣钱。有了时间又有了钱，你们也会购买一些我们山姆公司的产品，这样我们的业绩也会更好（王二心想：你们公司一不养猪，二不种菜，我一个卖盒饭的，从你们这里能买什么？）。
王二回应道：我只知道价格公道，没有无缘无故涨价的道理。我一涨价，我的生意不好做，最后反而会让我的竞争对手得益。你们公司的餐费，我看只会更多不会更少，你的那些绕来绕去的道理我听不懂。最后奉劝一句：要想节约成本，少吃一点比什么都强。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一部分走民粹主义路线的美国政客开始再次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上周的两件事情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美国众议员筹款委员会通过涉及人民币汇率的议案。这一议案如果最终在参众两院通过，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签字，那美国将可以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报复性关税。这一法案几乎等同于一场贸易战的宣战，因此最终成为法律的概率极低，但其象征性意义还是十分显著的。另一件事就是温家宝总理和奥巴马总统的纽约会见。白宫的工作人员非常明确地向媒体透露了一个细节：两个小时的“坦诚”会见中，一个半小时都是在讨论汇率问题。这一姿态当然有对中国施压的部分，但更多的恐怕是向美国民众做秀，说明总统很重视这件事情。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利是弊，存在很大的分歧。争论至今的基本结论似乎是：长期看，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官方，都同意人民币会升值。但短期看，在升值的幅度和速度以及升值对中国有利还是有弊的问题上，存在巨大的争议。甚至中国的官方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美国官方所有关于汇率的问题都由财政部统一定调子不同，中国的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商务部还有人民银行都对汇率公开发表看法，而这些机构的口径并不总是相同。
但一个更少被谈及的话题是：美国真的能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吗？特别是在短期内受益。一个通常的假设也许是，既然美国总是逼着中国升值，人民币升值一定是对美国人有利的。可是，这件事情一点也不显然。除了美国口径一致的政客们还有著名的克鲁格曼先生坚定地相信人民币升值能够增加美国的就业以外，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似乎更多。
一个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就举例说：如果油价跌了，美国国内的石油公司会受损，但美国广大消费者会受益，从中国进口便宜的衬衫和电视也是一个道理……在美国债台高筑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得罪我们最大的债主……
把中国和美国比喻成送外卖的和坐办公室的也许有点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不能算是一个离谱的比方：美国2009的联邦贫困线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22050美元，人均合5512.5美元，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3700美元，这就是中美的收入差距。从就业上说，美国只有不到10％的非农业人口就业于制造业，而有70％左右的人就业于服务业，还有另外超过15％的人供职于政府，剩下5％的人是伐木挖矿盖房子的。而中国则仍然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中，将近40％的人就业于第二产业，其中主要是制造业。算起人数，中国制造业有洋洋2亿1千多万人，基本上是美国整个非农就业人口的两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20倍。如果说“美国制造”已经快沦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中国制造”还仍然是一个动词。
说这么多是想指出，中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截然不同的位置。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让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和贸易赤字问题，跟山姆公司让王二涨价来解决他们的成本问题和业绩问题没有本质区别。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因此可能引发的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升高，导致的只会是美国消费者必须面对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少的东西。这对中国的生产商未必是好消息，但对美国的消费者肯定是坏消息。至于美国能因此创造的就业，只有非凡想象力的人大概才会相信，中国失业民工丢掉的1美元1小时的工作能够回流到美国。
美国人不是一直怪中国人压低了汇率，过度储蓄，压低了利率最终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吗？顺着这个逻辑，反过来就是人民币升值，过度储蓄减少和拉升利率。不知道如果这种情形真的出现，美国人会作何感想？利率每涨一个百分点，美国每年就要多付给中国100多亿美元的利息，这还是小事。大事是美国的房奴车奴会发现他们的房贷车贷利率上升，因此不敢消费；公司发现投资成本增大，因此不敢投资。就算美国制造的钢铁在人民币升值之后变得更有竞争力了，没人买车买房和投资，钢生产出来卖给谁呢？卖到中国吗？那就祝您好运，中国钢铁的过剩产能都比美国的钢产量大。
中国货和墨西哥非法移民，如果根据美国一些政客的说法，这就是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唯一的不同是，民主党人爱怪中国货，而共和党人爱怪非法移民。找替罪羊是政客最爱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没法投票的人。
不过好在经济规律是不会按照选票而改变的。人民币升值如果真有输家，美国怕也会是其中之一
（本文作者郭凯是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经济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为国际金融和中国经济，现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中国审慎设计人民币走向世界的路线图ZT
2009-4-11 17:44:44 阅读13 评论0 112009/04 Apr11
2009年 04月 11日 07:45
中国审慎设计人民币走向世界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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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在推进扩大人民币在全亚洲使用范围的计划，在逐步现代化人民币汇率体系的同时，中国还将保留中央政府对人民币使用途径的巨大影响力。
中国政府于本周宣布将在五大贸易城市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可被视为实施上述一计划的最新举措。在这些试点城市，对外贸易将可以完全以人民币进行，取代目前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结算的做法。试点工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初期将主要针对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最终可能是将范围扩大至境外其他地区。
此外，中国央行在最近几周还与韩国等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在中国境外的使用范围。
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人民币在中国境外却鲜有使用。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导致企业难以用人民币兑换其他货币，当然，这种做法也帮助当局维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力。
新推出的措施将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但放松的尺度是经过审慎设计的。新措施承诺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创造对人民币衍生品的需求以及在中国境外的投资选择。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减少全球一贸易大国对美元的使用。
将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可能帮助中国的企业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去年，由于美元在许多中国出口商签署订单后至收到货款前这段时间内贬值，这些企业纷纷遭遇亏损。
分析师表示，在人民币结算试点展开后，从中受益最快、最多的企业将是那些已在试点针对地区设立子公司、且子公司之间贸易往来规模巨大的大型中资公司。
当前，中国许多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在集团内部都是以交易为基础运作的，并用美元在公司内部进行贸易结算，这一做法不仅成本昂贵，而且有很大风险。
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将人民币用于内部业务结算，企业能够减少很多汇率风险。
到目前为止，中国放松对人民币的管制仅仅局限于贸易，并未涉及投资。这似乎是旨在限制外汇波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风险，并减少因资本自由流动而带来的其他风险。许多中国政府官员表示，虽然西方决策者多年来一直宣称加快金融市场发展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但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中国强化市场监管立场的正确性。
在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在任何大范围的使用都将基于中国自己的主张。分析师表示，表明中国只会采取绝对必需的措施用于金融市场的建设。
上海智库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豫指出，重点并不是让金融市场以自身利益发展。李豫曾是上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高级官员。
他表示，如果事实证明难以将投机与合法投资区别开来，中国当局将采取非常谨慎地态度。
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导致外部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给贸易融资及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其他领域带来巨大冲击。虽然中国对汇率机制的调整不会重振需求，但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向商品贸易增加流动性。
中国无法迫使其他国家的公司使用人民币。不过，中国出口企业却可以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说服贸易伙伴加入试点计划。银行家们表示，以中国建筑机械制造商为例，他们可以以慢于西方同行的速度给产品定价，这个速度可能促使买家接受这些中国企业提出的任何条件。
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的一个障碍是境外人民币的数量非常之少。中国与全球六个国家的央行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让这些国家央行以本币兑换人民币，如此一来，就等于增加了中国境外人民币的数量。
渣打(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在报告中指出，通过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央行可能是为本地人民币市场提供种子资金，可被用于帮助在这些地区中心进行首例贸易结算。
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还没有宣布推出贸易结算机制的时间表，这个机制运作的细节也不得而知。不过，香港政府官员预计香港将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方面扮演主要角色。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梁凤仪(Julia Leung)表示，香港已具备了相关的设施建设，准备率先进行人民币结算。
虽然属于中国，但香港单独实行一套金融体系。香港的银行也是全世界唯一被中国政府鼓励持有人民币的银行，香港银行接受客户的人民币存款，而香港还发展了有限的人民币清算复苏。2008年，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增长了86%，达到人民币561亿元，约合82亿美元。
分析师预计香港可能有其他渠道从事人民币业务。比如，香港银行可能被允许与中国大陆银行建立帐户，直接兑换人民币。或者，一旦人民币结算机制成立，中国政府可能要求贸易协议使用人民币须通过外资贸易公司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的银行帐户进行。香港对贸易公司的吸引力在于，香港银行对贸易文件的要求比中国大陆要宽松。
梁凤仪表示，未来，香港银行还将有机会发展人民币贸易融资方面的新业务，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方向。
按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目前的要求，银行必须确保流入、流出中国的付款以真实贸易为担保。在新计划下这一操作流程将如何改变还不得而知，不过，鼓励贸易企业以中资银行帐户开展业务，将强化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资金流动的监管。
中国的确可在不完全放开对人民币管制的前提的情况下实现人民币使用的国际化。但分析师表示，为了确保这一贸易机制取得成功，中国最终需要打开境内的资本市场。
举例来说，普通的人民币银行帐户可能不足以鼓励贸易公司以人民币进行交易，这些公司或许会继续以美元结算。但是，如果允许外资贸易公司将闲置资金投资人民币债券，或者购买衍生品借以抵御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将会增强人民币的吸引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世界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副所长徐明棋表示，非中资贸易公司将不会满足仅仅把人民币资金留在银行当存款，它们将希望投资金融产品。
徐明棋表示，中国当然不能完全放开资本市场，但是总可以放开债券或股票市场的一部分领域。
中国政府目前并未向外国人提供太多进入境内股票、债券市场的渠道。与此类似的是，境外公司也没有进入上海远期市场的渠道。
Denis McMahon
《纽约时报》 作者 克鲁格曼（诺贝尔奖得主） 台湾《经济日报》转译
2009-4-4 17:11:17 阅读20 评论0 42009/04 Apr4
- jeremy (270571557)2009-04-04 16:28:18
4月4日《纽约时报》 作者 克鲁格曼（诺贝尔奖得主） 台湾《经济日报》转译
[淘股吧]
回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初期，爱说笑的人打趣道，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总算变得公平而且平衡了：他们卖给我们有毒玩具和受污染的海产；我们卖给他们诈欺证券。
但这些日子来，这笔交易的两边都撑不下去了。一方面，全球对中国产品的胃口大减。这几个月中国出口重挫，比一年前衰退26%。另一方面，中国人显然对这些证券愈来愈焦虑。
但中国似乎仍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上周的大新闻是中国央行总裁周小川的演说，他呼吁创建一种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共和党中的偏执狂立刻警告，这是要美国放弃美元的卑鄙阴谋。但周小川的演说其实只是承认中国的弱点。他等于在说中国把自已赶入了美元陷阱，既不能脱身，又不能改变当初让中国掉入陷阱的政策。
以下为一些背景：在这个十年的头几年，中国开端有大量贸易顺差，并开端吸引相当大量的外资流入。如果中国像加拿大那样有浮动汇率，会使其货币升值，从而使出口成长减缓。
但中国选择维持让人民币大致钉住美元。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把大量流入中国的美元全部买下。随着时间过去，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累积的外国资产也增多。
这个有关诈欺债券的玩笑其实不公平，除了最近欠考虑的一头栽进（市场最上层的）股票基金外，中国大体上是累积很安全的资产，以美国国库券（简称为T-bills）占大部分。虽然国库券是地球上最不可能违约的债券，但报酬率很低。
大量累积低报酬率资产的背后有深沉的策略吗？大概没有。中国获取2兆美元存底，把人民共和国变成T-bills共和国，与英国获取王朝的方式相同：无心插柳。
似乎就在前几天，中国领导人一觉醒来，发现不对劲。
他们对低殖利率似乎不以为意，即便现在也如此。但他们显然担心这些资产约有70%是美元计价，因此，未来美元若贬值，中国将蒙受巨额资金损失。因此周小川提议以国际货币基金会用来记帐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迈向新的储备货币。
但这里暗藏玄机又没什么玄机。特别提款权不是真的钱，是记帐的单位，价值由美元、欧元、日圆和英镑组成的一篮货币决定。而且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分散美元储备，持有和特别提款权组合相同的一篮储备货币。没有什么能阻止，除了一项事实以外，就是中国现在持有太多美元，不能大举抛出而不使美元贬值，造成其领导人担心的资金损失。
因此周小川的提议其实是请求某人把中国从它自己投资错误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呼吁以神奇的方法解决中国持有过多美元的问题，也有弦外之音：中国领导人还不明白，游戏规则已彻底改变。
两年前，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中国可以储蓄远多于投资，并在美国处理多余的储蓄。那个世界已远去。
但是在周小川发表新储备货币演说的隔天，他又发表另一篇演说，他似乎主张，中国的超高储蓄率是不能改变的，是受儒家「反对铺张浪费」思想影响的结果。同时，现在不是美国人增加储蓄的正确时机，换句话说，让我们和过去一样浪费。
这也不会发生。
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尚未面对应付这次全球危机必须做的痛苦改变。当然，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日本人、欧洲人和我们。
尽管略有一些好消息，像是G20高峰会的成就比我原以为的多，无法正视新现实却是危机大概还会持续好几年的最大原因。
美国“暂时”不需要中国？zt
2009-2-4 18:08:33 阅读13 评论0 42009/02 Feb4
刘罡
中国政府和中国精英人士对奥巴马政府无疑是有许多期待的，恐怕许多朝野诸葛亮已经算定，这位被金融危机打得半懵的新总统将迫不及待地展开“拥抱大熊猫”之旅。
然而令中国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新科财政部长盖特纳竟在致国会的书面陈词中直言不讳地断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并说奥巴马政府会“积极使用所能采取的所有外交手段，敦促中国改变在汇率上的做法”。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温家宝总理之所以在达沃斯论坛上以严厉措辞指责美国，“由爱生恨”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盖特纳的此番“出格”言论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在国内外赢得多少赞许，奥巴马政府在即将海量发行国债之际偏偏要得罪中国这位大债主，难怪要被不少人讥讽为“还太嫩”。
然而就算奥巴马从政经验不足，可他当选总统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考虑自己就职后的施政方针，在制定对华政策上他还不至于“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吧；更何况奥巴马政、经班子的要角都是资深老手，盖特纳对华充满火药味的书面陈词竟能被他们放过关，其背后原因恐怕不止是要在中国面前抖抖威风那么简单。
是否可以认为，奥巴马在拯救美国经济方面暂时并不需要中国，至少是不需要中国大手笔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已决定出手购买中长期美国国债，说白了就是开动印钞机向金融体系注入美元。从常理讲，这种无本生意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导致美元贬值，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然而现在是全球面临通货紧缩威胁的特殊时期，适度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反而对推动经济复苏有好处。美联储主席贝南克等人早就指出，由于货币贬值会推高进口产品的价格，因此可以有效提振市场对未来价格的预期，遏制甚至扭转通货紧缩势头。
而由海外资金来购买美国国债则起不到这种作用。外国政府手中的美元主要来自这些国家对美贸易的顺差，它们对应的是美国进口产品减去出口产品后多出来的那部分货物，形像点说，这部分美元就相当于美国给这批“赊欠”货物打的白条。如果美元贬值，这些贸易顺差国“赊给”美国的货物也会减值，因此美元升值符合它们的利益。购买美国国债的资金中来自对美贸易顺差国的越多，美国肩上维持美元强势的压力就越大，而强势美元又会鼓励世界各国对美出口，从而加剧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延缓美国的经济复苏。
如此看来，在目前这种特殊情况下，美国“自产自销”救市资金或许更符合其自身利益。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王石：地产带头大哥的孤独登顶(ZT)自新浪
2009-1-1 12:25:39 阅读26 评论0 12009/01 Jan1
王石：地产带头大哥的孤独登顶
王石作为一名企业家，把自己整得像明星似的。
王石和万科在因此受益的同时，一个不留神，也会被群起而攻之，遭受到滚滚骂名。从万科霸业到个人登顶，从地产拐点论到赈灾赞助事件，王石似乎走得毫不畏惧，但也并不轻松。
说白了，这位带头大哥很倔。这正如他选择登顶，像海明威笔下的黑豹一样，孤独地表达他的征服欲。
全球经济仍是严冬，这不仅是重塑金融体系的时候，也是重塑房地产市场体系的时候。真正的改革者应该对身外的是非和背负的骂名不屑一顾，孤独的前行。
万科的两顶“红帽子”
“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这是1978年的4月，王石第一次来深圳。后来他在《道路与 梦想》一书中，写下了上述在笋岗北站消毒库工程现场的真实观感。王石当时的职务是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给排水技术员，当时的他一门心思盼望深圳的工程做完后 可以“逃”回广州。
5年后，已经通过招聘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并做了3年招商引资工作的王石决定杀到深圳。在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下称特发)谋求发展。
王石和特发公司掌舵人孙凯峰对话的结果是，他作为广东省外经委派出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广东省外经委也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和特发五五分成。
就这样，在拥有进出口批文特权和资金空手道功夫的双重魔力下，王石从倒卖玉米(资讯,行情)开始，转战仪器设备等所有能赚钱的行业，直到造就了后来的万科。
王石语录：“没有红帽子，发展就没那么快；没有红帽子，发展大了更麻烦。这是我的两点结论。”
《21世纪》：说到国企改革，不能不谈到红帽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企业，几乎都有一顶红帽子，万科也不例外，你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王石：改革开放之初，对民营经济，对市场经济是逐步依次展开的，先建立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再扩展到沿海城市，进而铺展到全国。
当时的民营经济发展十分艰难，大多数企业是挂靠在国有或集体企业下面的，这就相当于有了一道红色的保护伞：虽然目前企业经营方式是市场经济的，但从理论上来讲还是国营为主，这就是红帽子的由来。
万科创业时隶属特发公司这家深圳当时最大的国营企业，特发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不同，也是计划外的，但它的执照是国有。即使当时政府投的资金很少， 可能就几万元，就像现在的种子基金、风险基金一样，但是是非常关键和有价值的。我相信，包括万科在内，深圳当年有一批公司都是这样挂靠的。(后来特发因摊 子铺的太大、经营不善等原因出现了问题，直至2005年才最终完成债转股，由国有独资转为产权多元化)
《21世纪》：但万科当时毕竟还算是特发的子公司，你本人也是特发贸易部贸易一科的业务员。万科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84年成立的深圳现代科教 仪器展销中心，1987年更名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1988年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在1986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 行规定》出台前后，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万科的产权还是比较含糊的，为此，后来的“脱帽”也大费了一番周折。
王石：在看到了政府的《暂行规定》影印件之后，我和公司决策层很快统一了思想，要把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进行股改。当时的股改确实有难度：1986年文件就出台了，但是万科到了1988年才完成股份制改造，还是国内第一批股份制公司。
其中的困难在于产权界定。当时政府并没有投钱给万科，都是创始人投的，因为是国营牌子，产权就含糊。产权含糊时你是当家人，现在改制了，国家和 个人的比例分配就很难平衡，你拿多了国家不干，拿少了自己不愿意。戴上红帽子之后要摘掉就不容易了。股份制改造之初，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含糊产权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总要界定出万科是谁的。当时我并不在乎我能占多少，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它，而是希望产权明晰了，能按市场经济方式来运作。后来， 主管体制改革的副市长朱悦宁约我谈话，他说国家六你(指职工股)四怎么样？我最初有过五五分的打算，但再争执于事无补，就转变了过来。虽然后来还有波折， 但产权比例问题就这样谈定了。
(王石这里所说的“后来还有波折”，是指和朱悦宁副市长谈妥的事情，第二天遭到了特发公司领导层的强烈反对，要求市政府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 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管理。万科接下来只能走迂回路线，先是做市委、市政府秘书班子工作，制造股改舆论先机，接着争取到了时任深圳市委 书记李灏的支持，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也跑来与特发领导层沟通。1988年11月21日，深圳市政府批准股份制改造方案，人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 票，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特发公司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
《21世纪》：可问题最终解决还是到了2000年，特发把股权卖给华润之后？
王石：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1988年的股份改造，你是你，我是我。国家占60%，职工占40%。最后特发把股权卖掉，是因为自 身经营不善，贷款无法偿还，就拿持有的万科股份做有效资产质押。如果特发不卖你也没办法，它那时候情况不好，它如果经营好也不会卖；但反过来说，如果它能 一直经营得很好，也一定是采用了市场化方式。
《21世纪》：但至少从1988年到1993年万科B股上市，甚至上市之后一段时期，特发作为第一大股东，对公司还是有着非常强的影响力？
王石：事后来看是这样，但股权问题已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万科涉及的股权结构是一种内部人治理，它本身的设计是多次控股、扩股，第一大股东(那 怕是现在的华润)真要再增资、再控股万科也不是做不到。但是万科的品牌、团队比较强势，比较严谨，经营绩效也好。作为上市公司，它不是大股东说了算，它更 多的是靠优秀的管理层，这样的设计参照了香港大公司的架构。
一个企业成功之后，很关键是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培养现代经营团队，这个是比控股更重要的。实际上大的上市公司到最后谁也没法控制它，比如 说汇丰银行，谁是大股东？最大股东持股只有2%。当然这种设计会让第一大股东有点难受，我们在改革中不能强悍地去维护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我们和华 润合作得很愉快，华润持股不是2%，是15%，是有发言权的。
《21世纪》：之所以提出红帽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特别关注两类国企个案。一个是在香港的央企，它跟内地的国企有太多的不同；另外一个是学术 界提出的南派国企概念。北方的传统国企到了1998年才开始真正改革，而这一批市场化的南派国企，它不是从某一个点上突然进行改革，实际上一直在变化，包 括深圳的特发、赛格这一系列的大型国企。但是这些市场化发展起来的国企，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市场化进一步成熟之后反倒凋落了。在这个过程中，万 科既跟南派国企有衣钵关系，后来又跟香港的央企华润集团有关系，你个人前后打交道时应该对国企改革有一些自己的领悟。
王石：中国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纵然是深圳特区，你会发现它真正的主旋律，都是百分之百戴着红帽子的公司，像招行、中兴、华侨城(企业专区,旗下楼盘)，各个行业都是这样的。真正发展起来的还是这种戴红帽子的公司，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点。像平安保险、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这样的金融企业，民营根本不可能，你刚开始一定要戴着红帽子。北方也一样，像海尔、联想，只要有响当当字号的都是这样。
第二种情况，在体制改革创新方面，你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创新方面联想很成功，TCL也很成功，市场变化到现在，加之企业到一定规模后，不大适应 市场，被迫转型。无论是南是北，你会发现这批品牌，尤其在深圳企业群，后来发展可能不好了，但其市场形态，已经跟所有制没有关系了。
《21世纪》：其实万科和平安有点相似，但是和华侨城、中兴通讯(000063,股吧)还是有一些非常根本性的区别。
王石：万科和平安还是不大一样，平安、招行、中集属于招商系，招商局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到建立蛇口实验区，都是国家级试验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都是特许经营，没有那样的背景(指红帽子)，连执照都拿不到。
万科首先是国营牌照，深圳成规模的企业，当初有这块牌子和没有这块牌子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我们首先要承认其中的差异性。同样，虽然后来我们的产 权是弄清楚了，但是红帽子还是很重要的。1998年特发同意把它的股权卖掉，同时让我们来选择买家，结果我们选的不是私企、不是外企，而是香港的一家央 企。为什么？我们还是看重这个背景，当时是我们主动向华润伸橄榄枝的，我们只是换了一家国企大股东而已。
《21世纪》：你这句话似乎在想把万科往蛇口系上靠，蛇口系企业的特点很符合万科：头戴红帽子，同时也是市场化运作的。
王石：它的意思不一样。招商局是交通部管，在交通方面享有特权；招商局是中国官方引进外资(港资算外资)对外开放的前沿，从李鸿章开始一直到现 在都是这样。华侨城是侨办，他们对外联络的是华侨和华侨子弟，投资华侨城的中国旅行社在香港也是有实力的特许经营机构，他们是另外一条系统。为什么侨办成 功，招商局成功了？因为它有国资背景。
反过来，同样是有红帽子，但是像万科、金地地产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的，它们是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任何特权的。但即使是不一样的红帽子，也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选华润，华润的背景和招商局、华侨城差不多，因为华润是外经贸部的。
我们挂靠在那儿，虽然没有享受他们的特权，但是有没有红帽子还是不一样的：第一、没有红帽子你的发展就没那么快；第二、没有红帽子你发展大了之后就更麻烦。这是我的两个结论。
对于发生在1994年的君万(君安证券和万科)之争，王石称万科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但不是资本市场的玩家。
《21世纪》：万科作为上市公司对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这十八年，你个人觉得有哪几个阶段？万科在这几个阶段里有没有主动的角色认知？
王石：我倒没有去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因为万科是股份化改造之后第一批上市的公司，我们对早期资本市场有认识，然后也看到了股市后来的起起落落，再到股权分置改革——原来不能流通的法人股可以流通了，直到现在。
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万科是比较幸运的：该筹的钱都筹集到了。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不好的风气，大家比较浮躁。但是万科从1988年股份化改造到1990年上市到现在，一直算是资本市场的宠儿。
《21世纪》：我们感觉1998年以前万科还没有告别多元化，包括1994年的君万之争等一系列事件，都在表明万科那时候心还没定，万科是否曾想在当时粗放的资本主义市场里扮演一个玩家的角色？
王石：玩家哪能规范化呢？万科从里没想过要做玩家。从规范化的角度来讲，1993年发B股时我们是多元化，发了B股之后，再怎么样往下走，我们描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专业化。万科管理层对此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形成的书面结论。
君安证券是万科B股的主承销商，对我们很了解，对万科管理层的自我判断，也是认可的。但君安1994年却建议万科应该怎么走，把万科管理层已经 确认的方针，说成是君安建议我们要这样做的，这本身是很滑稽的。一年前的主承销商，一年之后它就建议万科改组，这个本身从职业道德上是不可取的。
只不过君安没有成功，它做了狙击手，而万科是反狙击。你现在说万科是个玩家，万科没有，不是万科现在好了，就对过去的事不承认了。
(据《道路与梦想》记载，1994年3月30日15时，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主导发表了《告万科全体股东书》。这份近万字的改革倡议书，对万科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提出质疑，并认为万科应全力发展和充实房地产业 务，同时提出重组万科董事会。随后数日，双方展开了对万科当时的4家股东(深圳新一代企业、海南证券公司、香港俊山投资、创益投资，合占万科总股份的 10.73%)与君安结盟和拆散结盟的争夺。王石认为君安的动机非常明显：通过告股东万言书，争取万科股东的支持，达到改组万科董事会，从而操纵股票走势 的目的。君安因承销万科B股有1000万股仍压在手，按当时市场价亏损3000万元。王石先争取到股票连续4天停盘，后拆散了结盟。“3·30事件”在证 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张资平的调停下告结。从万科日后的发展轨迹看，王石和万科显然一分为二地对待了这份来自资本市场的改革倡议书，并令万科步入新的发展历 程)
《21世纪》：当时确实存在一个乱象，企业的高层、企业的管理不规范。
王石：没有，从来没有，你说万科不规范，哪里不规范？你说万科是玩家，万科从来不是玩家，万科就是从多元化到专业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应该承认 的。君安把万科管理层对自身的认识，反说成给是你的建议，这个是很不地道的。但是最后我们没有吭声，没有吭声有两个原因，一是君安发展非常快，在资本市场 上起的作用非常大，我们不敢得罪，之后这事就不了了之，我们也不再说什么；第二是君安后来操纵股票，玩收购概念，出事后被并到国泰证券了，我们更不好说什 么。但现在要私下里说万科当时是玩家，我坚决不认同。
《21世纪》：其实，当时和现在大家对规范化的认识是不同的，万科的规范化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是否可以说万科是从1993年发行B股时才开始逐步规范的？
王石：不是1993年，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了。应该说1988年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规范，改革开放就是闯，就是来赚钱，你做的一切都是不规范的。当然我们从来不行贿，那是非常明确的。
到了1988年股份化改造时，香港新鸿基证券派代表邱小菲女士来万科作指导，建议按香港的上市公司标准做。我们先是在财报上和在公司制度上照抄 了香港的上市公司标准——要筹集资金，必须这样做。但资金筹到了，是到此为止，还是真的按照香港的规则做？那时候在万科内部就引发了大讨论。
当时我说我们对未来要做出判断，中国未来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是要规范的还是不规范的？市场将来规范了，我们现在不规范，就会养成坏毛病，再改就难了，甚至可能死掉。我们现在规范了如果不死掉，将来肯定会很好。这是1988年我进行股份化改造时的全部意见。
虽然当时大部分人不同意，因为我是创始人，说话有绝对的权威，我说就这样定了。万科是否规范化管理，1988年是一个分水岭，至于说选择行业上 的专业化是从1993年才确定的。1993年之前，政策一年一个变化，万科每年都有新的业务，每年都赚点钱，但只能跟着政策走，后来发现操作非常困难，所 以到1993年决定把主业确定为房地产，之后就一直做到现在。
《21世纪》：深圳对香港的资本市场有一个学习借鉴的过程。但是像万科这样的起初就按香港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完善治理结构的企业并不多，深圳大多数企业还是跟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节奏翻江倒海，到现在为止，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很完善的企业也不多，或者说规范起来还要若干年。
王石：也不能这样说，中国资本市场也是不断改善，尤其到了2000年之后规范了很多，我们也是在这个资本市场上长大的。
当然资本市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涉及规不规范问题，而是资源倾斜的问题，资本市场本身资源配置不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民营企业非常有活 力，就应该更多地去培养、去鼓励，在资本市场的占比就应该更高。但是你看现在的资本市场，大型国营企业优先排队上市，而且一上市就大得不得了。当然在一个 健康的市场上大型企业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效益不是很好的大型国营企业也让它上市的话，不一定就合适。
《21世纪》：今年房地产行业形势非常被动，不过在融资这么困难的环境下，管理层居然还能批准万科再融资，是对万科规范化的回报？还是万科高端博弈的结果？
王石：这当然是规范化的回报。去年股市最好的时候我们融了100亿，今年股市不好，企业发展需要钱的时候，我们又非常成功的发了企业债，这些都是对规范的公司，持续影响好的公司的一个报酬。
王石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锡伯族人(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因此王石说他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而这直接贯穿着王石后来的登上珠峰之举。站在整个人生的视野上，管理企业与极限登山不无关系：同样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然而，王石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登山极限运动者，也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产商人。从万科的两顶“红帽子”到君万之争，从率先降价到对话朱镕基，王石更多地熟练了对政经的博弈，对行业走势、宏调走势的游刃有余的把握，甚至是对社会舆论娴熟的驾驭之术。
王石是狡猾的。数十年的摸爬滚打，恩怨交织，早已让他参成了野狐禅，锻就了地产江湖上的一把老妖刀。
王石语录：“在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上，谁来出钱要明确，不明确拿什么盖？”
《21世纪》：君万之争之后，万科也在逐步做大，对政策的把握也逐步娴熟。以1998年为分界线，1998年之后是住宅市场化的过程，但之前万科已经完成了住宅公司的市场定位。朱镕基总理当时来深圳调研，你也面陈了看法，并成为朱镕基的房地产顾问。你当时对中国住宅住房政策的判断到底是怎么样的？
王石：应该是这样的，万科1993年就已经确定做房地产，到1997年、1998年就非常明确做住宅了。万科从多元化到专业化发展房地产，实际 上是在做减法，那是很痛苦的。我们怎么都没想到，1998年我们会成为中国地产上市公司中最大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把它当成目标，更没想到的是中国的住宅 市场来的这么快。要知道， 1993年到1997年是房地产业很困难的五年。没想到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出口受到重大影响，这就要刺激内需，当时经济学家说钢铁不行 了，汽车也不行了，唯一能刺激消费的就是房地产。中央开始推动房地产市场，这是没有想到的。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之后发展会那么乐观，尽管我对房地产长远看 好。
《21世纪》：根据你后来的侧面了解，你当时的建议对朱镕基总理有多大触动？
王石：当时除了我跟总理谈的观点，北京的经济学家也有几派观点，但是朱总理说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经济学家也大都遵循经济增长点的提法，而 我从实际情况出发跟总理说房地产业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点：当时的房地产业问题很多，比如产业整体规模小、投资有限制、金融信贷歧视、没有领军的规模企业 等，我只不过是在总理面前说了实话，反而总理印象很深刻。
让我当顾问不是因为我顺着总理的说法，而恰好是我唱反调。说到触动，可能有一些，但影响政策多大就很难说，深圳那次座谈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再后来确实有应邀去北京，原因是朱镕基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谈到中国房改、中国住宅市场健康发展时两次提到了我，告诉参会部门到深圳找一个叫王石 的人。后来发改委、国务院住房改革办、建设部、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四个部门都来找我，这些部门轮番邀请我或者派人到深圳约我谈，活跃了两个月，后来就没介 入了。
(1997年11月，朱镕基总理来深圳调研，深圳市领导圈定王石讲万科的科学管理和规范化建设，王石却以万科为例，大谈分税制对企业的影响。分 税制是朱镕基自1993年起就力推的一项改革。随后，就房地产能否成为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王石陈述了4点顾虑，反而刺激了朱镕基的改革雄心。是次座谈会 上，朱镕基公开声称要聘请王石为房地产顾问。)
《21世纪》：回头来看中国的住房政策变化过程：改革早期，仍是福利房时代，还没有把房地产作为中国改革或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后来南方开始了 土地有偿转让，渐渐形成由市场来提供住房的机制，直到1998年国家确定了商品房改革的大方向，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到了2004年、2005年，大家又 开始认为完全由市场提供住房是有问题的，政府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走了十几年的时间。
王石：我觉得我看的比较清楚，因为在1998年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时候，实际上原来中央并没有设立专门的住房部主管建造福利房，原来的建设部的 职能是为建设公司系统建立规范、建立国家标准，真正负责福利房的是各个“条条块块”：“条条”就是各个部委自己来解决；“块块”是在地方由地方政府解决。 中央财政并没有专门的支出用于建房，但确实是国家包起来。
到了1998年住房商品化，国家不再包了，但依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一部分人不可能住得起商品房，必须有微利房、廉租屋，这还要靠国家来支持。但当时住房保障还没提到议程，谁来负责没有明确。
这个问题在2005年前后变得突出了。1998年商品化之后城市迅速扩容，迅速扩容无非是两种，一是存量的扩容，一是外围的扩容，存量的扩容就 是把原来建得很差的房子拆了。拆了别人的房子需要给予补偿，补偿靠什么呢？靠发展商买地当中的地价来承担，拆迁补偿非常大，无论是实物补偿还是现金补偿都 非常大。
到了2004年、2005年，该拆的都拆了，代价太大的也拆不动了，这时候还有新的需要廉租屋的人，矛盾就出来了。当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 关键所在，就大骂发展商太黑心了，其实这不是由发展商来解决的。差不多到了2006年，最明显的是到2007年，就已经明确了这是政府的行为，应该由政府 来解决。
《21世纪》：这几年的讨论大家还是没有弄清楚很多事情：比如需要政府来提供基本居住条件的人可以分好几类：一类是公务员和公营事业体系，包括 事业单位、国企的员工；第二类是你以前说过的刚入职的年轻人，至少40岁之前购买市场化住房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第三类是低保和低保边缘的群体。这三类人可 能都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但到现在为止政府保障住房体系还没有把这三个群体理清。我们来看深圳，政府确保公务员和公营事业体系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是 户籍低保人群，根本不考虑非户籍的。对于第三类，政府还没有想到刚入职的年轻人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现在由农民房、城中村为他们提供保障。
深圳可能是个典型，全国大概都是这样一个排序，大家在批评政府或发展商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三个群体理清。
王石：你说的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是谁出钱的问题，上一次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没有房改，就不存在明确房改之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由谁来解决的问题。房改之后这个问题就显得重要了，中央和地方的责任需要分清楚。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比较少的。
第二、刚才你说到的微利房、福利房，只有户籍人口才有，这就牵扯到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现在城市有两种人：一种是有城市户口的；一种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这就带来更深层次的问题。农民工住房问题比城市原住民要更严重一些。现在中央在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新政策，会更加刺激从城乡接合部起家的万科原有的基础，及其已经开展的住宅产业化运动。
《21世纪》：我们切入土地这个问题，联系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跟土地制度改革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最初深圳所谓的土地拍卖、使用权和产权分离根本不可能有后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制度改革从城市到农村这样一个过程，会对中国的房地产业有怎样的影响？
王石：从城市房地产市场来看，对市场的直接影响有限，有人担心土地的价格会因此大幅下降，将来会影响房价，这个担心多余，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看看它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农业本身来讲，我觉得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解决责任承包制的问题，让农民坚定信心，过去土地 承包是五年，十年，最多十五年，新政策出来后农民可以安心的长期承包；第二个解决的是流转问题，因为分田到户，中国人多地少，每个人分到很少，效率是很低 的，你如果只是承包了但没有流转的合法性，将来不可能有利于大的整改，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是土地的有效利用，应该让农民更有恒心，土地流转了才能有效率， 才形成规模农业。
对城市来讲，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可能会增加。但是这也是跟着城市扩张节奏来进行的，短期之内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转换，这是一个长期的、遵循它自己 发展秩序的事情。对于房地产商来说，也不会影响它的经营。还是通过拍卖来拿地，只不过付钱的对象有变化：从长期来看，如果宅基地可以进行流转，最大的影响 还是农民可以得到土地收益的大头，和以前不一样。至于说农民卖地和进城的关系，那个不是问题，本来城市化过程就不是靠卖地实现的，而是因为城市有这个能力 吸引农民进城。
《21世纪》：以前很粗暴的就把土地给城市化了，尤其是城乡结合之后，直接征过来就变成了城市住宅或商业楼宇了，但现在再去跟农民谈判，购他的地的话，这个成本相对是不是太高了？
王石：不会，从整个市场的交易来讲不会的，但是有个别人我就是不卖，你出多少价钱我都不卖，那也是有的。从市场规律来分析这毕竟是少数的，就是从概率上讲不会的。
《21世纪》：为什么我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人说万科是专门做城乡结合部的住宅供应商，我觉得这个新的方向影响最大的是城乡接合部的土地价格。
王石：现在在程序上土地交易还是要政府来主导，拍卖挂牌，我们还是走这个程序。万科不是做土地生意的，是做住宅的，我们会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这 问题不会影响我们的经营。再一个，万科是靠城乡接合部开发起来的，但现在也不完全只局限于城乡接合部，万科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郊区开发商。
王石说他现在最关注的就是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不会考虑去并购同行，不出政策不会考虑，出政策春节之前也不会去考虑。
《21世纪》：除了土地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金融。第一这轮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中国的金融改革方向的调整，从而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第二也许会 有另外一个影响，比如说，在金融业改革和创新不够发达的时候，银行把房地产行业的贷款算作优良资产，也许改革之后，贷款的方向也更多了，房地产业融资会受 到削弱。
王石：美国的次贷危机主要是“两房”出了大事，但是中美的情况不一样。
首先美国的问题是出在房地产消费上，这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第二，次贷是转化成金融衍生品卖出去的，是在透支未来的整个大背景下产生的。这和中国的房地产金融不一样。
我们回顾了房地产1998年以来的全国开放的情况，几乎每年都有关于风险防范的文件，比如防范金融风险，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政府总是担心房地产 出问题。尤其是从2004年到2007年，政府一直出台政策，比如提高按揭成数、提高贷款利率，绝不允许发展商贷款买地等等一系列的限制政策。
我们并没有受到美国金融创新方面的引导，中国的情况恰恰和美国相反，尤其是去年的宏观调控，你买第二套房，就提高按揭、提高利率等等。这些政策都是合理的，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是美国的问题，反而这样的类比引导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看法。
但是也不能说中国就没有问题，尤其是2006年、2007年的通货膨胀问题，这两年政府出台了这么多政策居然还在涨，显然是投机心理在作祟。所 以去年的宏观调控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去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和中国的汇率调整造成的出口困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会更加困难，房地产也会更惨。
《21世纪》：你的意思是承认金融改革方向会调整？
王石：我的意思是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调整，理顺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的关系。现在的政策在帮助这个调整能够比较缓和的实现。
我当时(去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候)感到这种市场，这种价格是绝对不对，持续不了，但是它到什么时候停、到何时下跌你是不清楚的，这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去年8月份宏观调控出台后万科马上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明白了不可能再涨下去了，明白了今年会怎样。
我们从去年调整之后用了一个词叫不确定性，你不确定你宁可保守点，实际上我们只能这样，反而真的让我很难受的时候，就是价格统统往上涨，那是很 恐怖的，因为价格涨，地价也涨，万科要发展规模，你也得高价去拿地。万科去年高价拿了两块地，去年12月我接受采访时就声明：第一、我要检讨；第二、绝不 拿地王。
《21世纪》：我想听听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比如说，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一轮的冲击，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万科未来几年的市场决策。
王石：我们是搞微观的，我们的微观和宏观的判断角度是不一样的。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叫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硬要分析怎么样怎么样，那反 而是风险最大的。但不确定性并不等于说就不能进行决策，不确定性意味着你可以把不利的因素考虑多一些，甚至把严重性考虑的更严重一些。
国庆节之后，宏观调控政策也有了很明显的一些转变，开始实施减息、减税刺激消费，鼓励房地产发展，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显然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继续 往下走会起到缓冲作用。什么时候这个调整结束呢？显然还需要有一个观察阶段，政策的市场消化也需要时间，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不知道。
《21世纪》：坊间盛传，假如没有10月份宏观经济政策的逆转，从而给地产业松绑的话，其实对万科来说就有一个机会来并购同行，现在会不会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
王石：应该没到那种程度。本来很多人乐观认为，美国的问题不会波及我们，但是后来大家慢慢发现，珠三角一些七八千人的大厂都破产了，市场的信心就受到了打击。对于一个有规模的企业来说，流动资金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根本不是怎么扩大地盘的问题。
去年12月份，万科持有的现金是170亿。到今年9月底万科持有的现金是199亿。我现在关注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问题。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至于你什么时候把同行吃了，不出政策不会考虑，出政策春节之前也不会去考虑。
现在确实有很多公司找到万科，希望万科去收购，但是万科根本不可能去收购这么多公司。现在考验房地产商的就是资金的流动性问题，手中有资金才是至关重要的。
《21世纪》：以万科现在的规模，手上的现金190多亿，你是否认为万科现在是安全的，或者你认为万科要手上有多少现金才到一个安全线？有人估算万科这190多亿的现金里，真正可流动的或者可用的现金并不多。
王石：我们现在是很安全的。我们的现金是199亿，我们的净资产负债率是34.8%，我就报这两个数就行。
别让“促消费”再成符咒ZT
2008-12-11 19:58:14 阅读13 评论0 112008/12 Dec11
刚
刚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会议强调要采取措施扩大消费需求。
（点评）在中国，“促消费”似乎有符咒的功效，每当经济生病的时候都要念一念：扩内需，促消费。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专家和媒体频频介绍美国的超前消费理念，为的就是推广政府“促消费”的政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中又有鼓励消费的内容。
十多年了还在“促消费”，说明消费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GDP中70%来自于消费；在中国，这一比例只有35%左右。
原因当然很多，但从制度方面来说，重要原因之一是，过去的经济困难，最终都主要依赖出口和大量投资克服了，促消费成了可有可无的措施。
原因之二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符合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投资驱动可以直接带动国民生产总值，为政府官员增添政绩；投资驱动可以充足地方财政，官员的腰包也有机会变得更鼓，而且政府主导的投资使官员可以控制资源配置权，提供诱人的寻租空间。
相比之下，促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要让老百姓有钱，还有让他们敢花。需要首先建立教育、医疗、失业救助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投入多，见效慢，而且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分配制度，降低资本的有机构成，扩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这意味着政府要让利于民。显然，诸多官员不愿意这样做。
现在中国面临的内外交迫的形势意味着，“促消费”不能只当成符咒念一念完事，还要当成药认真服下去。但是，从已经出台的措施中，还是可以看到投资驱动的导向。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真正与长期促进消费相关的投入过小，绝大部分还是投入到了公路、铁路和机场等硬资产项目。
从日前来自河南洛阳的一则新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某些地方政府是如何理解“促消费”的。据报道，洛阳市将出台补贴政策，鼓励公务员出差乘坐洛阳航班，以支持航空业发展。这种以浪费公共资源、牺牲社会公益性为代价的“促消费”措施，实在是得不偿失。
奥巴马进军好莱坞(ZT)
2008-12-9 18:28:50 阅读13 评论0 92008/12 Dec9
帅哥不可靠，政坛帅哥亦是如此。台湾大嘴李敖三年前在北大演讲时断言，台北的小马哥从政是入错了行，应该去演言情剧。其实李大嘴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帅哥从政怕就怕在不能将帅字进行到底，比如马帅哥，当选后便洗心革面从了良，老实承认竞选时许下的经济增长诺言要八年后才能兑现，此后其民望的跌势便如滔滔江河般一发不可收拾。
美国的“马”帅哥就高明得多，不仅要将帅气的男主角演到底，干脆直接把美国变成了好莱坞。他日前透露的经济刺激计划具备好莱坞大片的所有特点：其一，规模宏大，号称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最为浩大的经济促进计划；其二，扣人心弦，计划的内容既让人雾里看花又使人望梅止渴，连久历风月的美国股市也被逗引得春心萌动，拼命眨起被金融危机搞秃了的毛眼眼望那马哥哥；其三，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好莱坞大片里挡不住的财运总会适时降临一样，“马”帅哥的剧本里人们也不必为钱发愁，根本不必考虑那宏大支出计划的资金如何落实。
奥巴马真正关心的是票房，只要观众看得投入，看得欲罢不能，不愁没有真金白银入帐，至于剧情中出现的如山投资，不过是些道具罢了，既然美联储已在为各种经济纾困计划“印钱”筹资，何妨让它再多印几车钞票？
然而再好的片子也怕撞车，比如那改革开放整三十年的中国就正依葫芦画飘炮制一部“国产大片”，虽然在给群众演员发薪水上比好莱坞吝啬得多，但硬件投入却足以令奥巴马的高成本制作汗颜。
奥巴马这部大片的一大隐患是，仅靠参演群众的自娱自乐是赚不了大钱的，必须走向国际市场，而一旦整个市场的制作成本被海外纷纷出笼的本土大片拉抬起来，情况就有可能变糟，原油期货价格周一收盘大涨7.1%便是不祥之兆。看来明星奥巴马还需急补制片人这一课。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部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要靠扩大社会支出(ZT)
2008-12-8 19:09:42 阅读13 评论0 82008/12 Dec8
为
了避免经济急剧下滑，中国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打算投入人民币4万亿元（合5,810亿美元）主要用于铁路、机场和其他硬资产项目。然而，其中只有1%的预算将用于增加社会服务。
许多学者表示，如果中国想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持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就需要纠正这一失衡的比例。刺激国内消费者增加支出将有助于支撑经济增长，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但除非中国政府减轻中国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方面的负担，否则国内消费者支出不会增加。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
联合国发展项目委员会(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驻华负责人马和励(Khalid Malik)表示，中国需要投资人力资本，保证未来的高速增长。
不难理解中国为何如此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是中国经济中放缓最严重的部分，因此最需要获得支撑。投资基建能够迅速见到成效，也是中国在1998年渡过亚洲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有效策略。
不过，发展基建可能不足以支撑经济长期增长──尤其对中国而言，该国的投资比率已经位于主要经济体中的最高行列。一些人担心中国可能最终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即便已经没有值得投资的项目，但日本仍在继续支出。
然而，打造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已被证明是项尤为艰巨的挑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已经提高了对社会项目的重视程度，但项目支出的步伐通常赶不上政府承诺。1997年，中国政府曾表示计划到2000年将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用于教育。这个目标从未实现：去年中国教育总支出仅占GDP的2.8%。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近期在联合国一个论坛上表示，我们不缺少目标。我们所缺少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政策和举措。
在美国，发展社会项目是应对经济下滑的常规举措之一。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项延长失业救济的议案，当选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承诺将于明年1月宣誓就职后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包括更多这方面的措施。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增加对低收入家庭医疗成本的扶持力度，扩大食品补助和学校拨款，并进一步延长失业救济。
布什政府早些时候推出了退税举措，意在提振消费者支出。但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做文章可能对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帮助，因为中国还处在萌芽状态的税务体系税基过于薄弱难以实施。
而且增加社会支出在中国不可思议的困难，原因是负责项目融资和运行的政府部门常常不明确。中国是个有着庞大行政体制的大国：有31个省、333个市、2,859个县和694,745个村。几十年来，北京方面在社会支出上一直缺乏指引，通常是让地方政府自己筹措资金。
相比只会花钱的社会保障项目，地方政府通常更有兴趣支持能提高税收收入的工业项目。比如，城市低保户收入保障项目只触及到了符合低保标准人群的一小部分，而且在最近几年中享受低保的人群并没有明显的扩大。
北京方面常常无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地方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与中央不同。地方政府官员抱怨说新项目缺乏资金保障，而中央政府官员则担心他们拨到各省的资金可能会去向不明。Capital Economics驻伦敦的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说，中央政府很难监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消费者大量储蓄的原因之一。城市家庭的储蓄额占了收入的逾四分之一，而且比例还在逐渐上升。这种节俭与其说是显示了勤俭持家的美德，不如说是显示了大部分家庭背负的巨大压力。
中国有很多公共机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消亡了，而且大部分没有被重新补充上来。在今天的中国，贫困人口的救济和老年人的退休金都非常低。几乎没有政府或是私人提供的医疗保险。因此中国家庭需要承担起教育、医疗和抚养老人的重担；而在欧洲，这些费用都普遍由政府或私人机构承担了，美国要比欧洲差一点。
乐观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比如推行九年义务教育，扩大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和福利待遇。虽然现在规模较小，但新的项目意味着政府现在可能有更大的能力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说，体制结构已经建立了，因此政府可以迅速增加支出。他预计在明年3月份的财政预算中会出现更多这类新的支出。
政府表示，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刺激计划的首要任务：政府已经承诺增加城乡贫困居民的退休金和福利救济。还会有人民币48亿元的新增贷款用于支持贫困农村地区的数千家诊所。虽然这和中国其他的支出计划相比规模不大，但这也是一个开端。
面对要求采取更多刺激措施向消费者提供更为直接的援助的呼声，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周中采取更多措施。不过长期的解决办法还要求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分工，这项棘手的任务可能会需要花数年时间。
Andrew Batson
（更新完成）
ZT~巧用GhostEXP 将补丁加入GHO文件
2008-12-6 18:31:06 阅读13 评论0 62008/12 Dec6
Windows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补丁发布，这对于将系统制作成GHO镜像文件的朋友来说，每次恢复系统后，都要手工重新安装补丁，然后再封装成 GHO映像文件，显的非常麻烦。那么有没有想过将新发布的补丁打入GHO文件，以避免重新制作的麻烦呢？借助GhostEXP映像浏览器即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运行GhostEXP软件，单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开”命令，将要添加补丁的GHO文件打开。然后在窗口的左侧依次选择“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开始菜单—程序—启动”，在选中“启动”项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添加”命令，在弹出的添加对话框中将下载到本地的补丁文件添加进来。
添加完毕，再次打开“文件”菜单，选择“恢复”命令保存对GHO镜像文件的修改。这样以后再恢复系统时，在系统恢复好第一次启动时，即会自动运行补丁安装程序，从而避免了手工安装补丁的麻烦。不过在自动安装补丁之后，需要从“启动”菜单中将补丁启动项删除。